《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取材自1960年代一樁未成年者的兇殺案件,卻在楊德昌的透視下,成了那個閉鎖時代,壓抑、徬徨、道德純潔性失落的反映。

這份失落,不只來自張震所飾演的殺人少年對女友不斷依靠有力男性的絕望;也來自幫派情義淪喪、教育體制蠻橫、以及警察司法系統的黑暗。因此「殺人」反而成為單純理想在現實中遭遇挫敗的隱喻。把《牯嶺街》拿來與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對照,會更加有趣。如果說侯孝賢突破禁忌,呈現一個台灣本省家族面臨殖民國日本戰敗、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後的政治洪流,而慘被吞噬的命運;楊德昌則像替來到台灣的外省人翻案,這群人並非都是既得利益份子,他們也有卑微與落寞,甚至同樣遭受監視及打壓。因為題材變化,楊德昌也在本片轉換了他著名的視覺風格,除了重現當年的場景氛圍,光影的幽暗也成了一種視覺暗喻,和他對主要角色的同情,形成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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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影展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蕩漾著具時代性的徬徨與失落。
後還原事件原貌

但整整25年前,我在電影院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感受還沒這麼強烈。一來是自己的觀影能力可能趕不上影片的紮實與厚度,多年後我才發現自己看到的(其實不到)三小時版,並不是楊德昌屬意的版本。說到這裡就有火。過去片商與影院為了每天能多演一場,不能吃虧,對於片長超過兩小時的影片,動刀動剪並不稀奇。胡金銓的《山中傳奇》、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都遭遇過類似命運。若由外人硬剪,動輒底氣大傷;即使導演認可(例如《賽德克.巴萊》的海外版),也很難沒有遺憾吧!因此當我終於看到四小時完整版,這才大驚幾乎錯過這麼精彩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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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影展
金馬53主視覺上的男孩就是當年張震飾演的小四。

相較於《悲情城市》風光在威尼斯影展掄回金獅大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算是命運多舛。在1991坎城影展缺那臨門一腳,後來決定去當時亞洲唯一A級影展東京競賽,又被迫地冠上美、日出品名義,雖然備受好評,也只拿了評審團特別獎,還得和另一部中國片並列。同年金馬獎,競爭之激烈,堪稱空前。《牯嶺街》遇上王家衛的《阿飛正傳》、關錦鵬的《阮玲玉》和李安的《推手》,最終還是拿了最佳影片和原著劇本兩個獎。楊德昌在領取最佳影片時說了:「大概有70到80位工作人員,在此之前,還不知道攝影機長什麼樣子。他們非常辛苦跟著我工作,只憑著兩樣東西,一樣是對電影的熱愛,還有對自己的自信。」台灣電影產業的動人與辛酸,幾乎都包藏在話裡面了。20幾年後拿到金馬獎的新加坡導演陳哲藝,今年為金馬拍年度廣告時,不僅請出以本片出道的張震重返拍攝地,也引用了這段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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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2000年於坎城影展。
守得雲開見月明

你能想像一部電影在四分之一世紀後重新出土,引爆的火花比當年還熾?或是一個新加坡電影人告訴你,這是影響他最大的電影?經典當如是。當大部分影片撒了大錢作宣傳,保鮮期卻只有短短兩週,然後迅速被人遺忘;有的卻能在時光淘洗下,愈見光芒。電影好像愈來愈容易拍,這種魄力卻反而愈來愈難見了。大師並不是沒作過砲灰。還記得《青梅竹馬》嗎?當年楊德昌要侯孝賢和蔡琴主演,侯孝賢還入圍了金馬獎,差一點幹掉周潤發,那麼電影史就要改寫。這部片在台北慘澹到四天就下片(南部甚至只演了三天)。如果所有志氣都在那時就消靡殆盡,大概就沒有後來的《悲情城市》,沒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了。這也是為什麼每次重看這些電影時,我的激動不只是對影片撥雲見日的深刻與勇氣,還有背後那股堅持不放的毅力與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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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影展
《青梅竹馬》,1985。

聞天祥

16歲開始發表關於電影的文字作品,20歲起為臺灣各大報撰寫影評及專欄,投入影評書寫已30年。而在文字之外,曾擔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也受邀出任國內外電影獎評審,現為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