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2017年奧斯卡頒獎典禮出現了難以置信的大烏龍，一個給錯的信封，讓最佳影片先頒給並未獲獎（但大家都以為理所當然）的《樂來越愛你》，幸好台上即時更正，也讓掄元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成為當晚最大的驚喜。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被貼上「黑人」及「同志」標籤，而能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即使難以否認過去「奧斯卡太白」（OscarSoWhite）的批評以及對美國總統Donald Trump的反擊，多少助長本片的聲勢。但這座獎也確實讓更多觀眾正視且進入美國電影的另一個介面，無論是獨立製片、美學手法（導演聲稱受侯孝賢和王家衛的啟發），甚至是黑人同志電影。
酷兒文化的漸進
主流電影對同志議題的闡釋，在1990年代前，比較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溫（苦）情有之，認同與奇觀各半，有的明星戒慎恐懼，少數則藉以展現演技（尤其是人盡皆知的異性戀演員）。1990年代後，隨著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崛起，表達自我取代了求情接納，好萊塢好不容易出現《費城》，獨立製片則早已風風火火，百花齊放。
在台灣，金馬影展成了早期各國同志電影的曝光基地。尤其1992年大張旗鼓製作專題，更直接刺激本地同志社團的萌芽以及片商挖寶似地接連引進外國電影。而在台灣影壇最低迷的新世紀初，小成本同志片《十七歲的天空》、《盛夏光年》捧紅了楊祐寧、張孝全、張睿家；楊丞琳與梁洛施主演的《刺青》更一舉奪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劇情片。
突破個體的辯證
今年，黃惠偵執導的《日常對話》在十年後為台灣奪下第二座泰迪熊獎，也是第一部得到此獎的台灣紀錄片。柏林影展其實未設專屬同志電影的單元，而是入選柏林影展所有單元的影片，只要跟同志有關，都是當然的泰迪熊獎候選者。《日常對話》去年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即已獲得觀眾熱烈迴響，還入圍兩項金馬獎，影片從導演（女兒）的角度出發，記錄身為女同志卻結婚生子的母親的感情生活、家暴陰影，還觸及她從事牽亡歌陣擔任法師的特殊職業。但最震撼的，還是導演在鏡頭前和母親坦述難以啟齒的疑惑與感受。
《日常對話》的自我追尋與認同，其實不單只是同志母親，更是身為同志小孩的導演（她也是個母親）。從女兒的開誠布公、母親家族的避諱不談，到第三代進而討論阿嬤的性向，表面上這個社會進步了；但就像放掉大歷史而專注於個人覺醒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透過主人翁從童年、青春期到成年的三個階段，看似基本的「做真正的自己」、「愛自己喜歡的人」，都在家庭、學校、社會的多重壓力下，變得毫不容易。
「寬容」在某些人的眼裡心底，還是得先劃上「非我族類」的歧視界線，然而它豈是需要施捨才應有的權益？
這也是為什麼《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與《日常對話》值得珍視的原因。作為電影，它們都飽含藝術的特質，而且引人入勝。然其強大張力更來自創作者坦然勇敢的筆觸，即使沒有一絲仇恨，卻讓你我、異同，皆無所遁形。
16歲開始發表電影文字，20歲起為臺灣各大報撰寫影評及專欄，投入影評書寫已30年。而在文字之外，曾擔任台北電影節策展人，也受邀出任國內外電影獎評審，現為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