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ion的夥伴們曾十分懷疑這個製作的必要性，Adrion回憶道：「我向他們保證，我會解釋我在做什麼，我也願意接受那些商業界提出的質疑：『這真的有構成問題嗎？或單純是女性太敏感了？』他們就是不相信這樣的制度性歧視真的存在。」去年的性侵風波重創好萊塢，同時促使性別不平等議題和＃MeToo反性侵性騷運動如火如荼展開。
Adrion：「電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醜聞風波，終於讓民眾看見影視產業裡嚴重的性別和權力不平等，於是人們不再假裝這些事從未發生。」
《Half the Picture》一月在日舞影展的首映時機非常完美，剛好搭上片商製作人願意說出工作環境短處的新時代。紀錄片專訪了50位立場明確的女性導演，其中包含：莉娜·丹恩（Lena Dunham，HBO電視影集《女孩我最大》（Girls）導演）、艾娃·杜韋奈（Ava DuVernay，提名多項大獎《逐夢大道》（Selma） 導演）、凱薩琳·哈德維克（Catherine Hardwicke，《暮光之城》（Twilight）導演）、薩姆·泰勒·伍德（Sam Taylor-Johnson，《格雷的五十道陰影》（Fifty Shades of Grey）導演）。
儘管用訊息圖表也可以清楚呈現好萊塢的性別不平等情形，這個直接專訪電影工作者的紀錄片更儼然是好萊塢厭女的有力證據。
Adrion：「我們想讓電影看起來有情緒和渲染力，這不只是一堆資訊。你會為這些女性感到難過，因為她們是這麼的聰明、有才能，幽默又有熱情。你會突然意識到，這些人不能好好地為藝術產業貢獻有多麼可惜。」
透過《Half the Picture》，Adrion得以將對電影製作過程提出的質問攤在大眾眼前──從籌募影展資金到媒體報導宣傳，是否存在種種讓女性難以坐上導演椅的阻礙？從電影展開前製作業前，由女性導演執導的作品就不被看好，對票房回收的疑慮常常侷限了女性導演的發揮空間，退而拍攝小製作電影。（Adrion對這處境相當熟悉，事實上，她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靠募資的方式完成。她說明：「當資金問題陷入困境，女性會開始被團隊逐出。」）
「就算女性導演獲聘執掌數百萬資金的電影，性別歧視還是會發生。」導演Catherine Hardwicke在片中分享自己執導《暮光之城》的經驗。當時，有人對他提出質疑：「《牛仔褲的夏天》（The Sisterhood of the Travelling Pants）很受歡迎，而且票房達到二千九百萬美金，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做出那樣的成績。」然而，Hardwicke的《暮光之城》最後收獲了三億九千三百六十萬美金的票房。
儘管創下破紀錄的傲人成績，當Hardwicke接拍下部電影時還是面臨得自付一半資金的處境，當然，她也沒能拿再簽下後續三部片的合約。若是換作男性導演成功讓執導的電影達到高獲利，一般都會順利拿到合約。
凱琳·庫薩瑪（Karen Kusama，《辣的要命》導演）在《Half the Picture》中對Hardwicke的遭遇深表不平：「多數的男性導演都會獲得續集的合作邀約。」
在拍攝現場，女性仍然得面對接踵而來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在充滿雄性激素的現場，男性技術人員並不那麼尊重對女性導演。「白皙膚色（pale）和男性（male）才是這裡的權威。」Hardwicke嘲弄地說。Adrion為了避免這樣的權力現象，她為這部紀錄片組成以女性為主的團隊，她的團隊夥伴中就有人曾在拍攝現場遭遇令人心碎的對待。
Lena Dunham回想起曾有男性下屬自以為是地要給她建議，惹得她想尖叫：「老兄，我有一座美國導演工會獎，和他媽的金球獎，你可以馬上滾開嗎？」Patricia Riggen（派翠西亞‧里根，《33：重生奇蹟》導演）含淚地說她的創意被製作人看輕，因為「他是高大的男性白人而我是矮小的深膚色女性。」Ava DuVernay也坦承她曾遭受有損人格的侮辱。
除了明顯的偏見，電影製作間的一些言語也悄悄暗示著女性不適任這個工作。
電視導播Jill Soloway（吉兒·索洛威）說道。Soloway是《透明家庭》影集的創作者，她解釋在影視業很常使用軍隊用語（從司令官commander、營隊battalion到軍隊troops），這些字詞巧妙地暗示導演的工作過程充滿暴力，只有男性才能取得勝利。「白人男性常會脫口說出這些意有所指的話語，他們透過這些遣詞讓大家覺得只有男性才能勝任影視產業的工作。」Soloway在《Half the Picture》中這樣告訴導演Adrion。
克服了上述阻撓，女性導演終能提交作品參加影展，期許向世界展現自己的作品和能力。Adrion從多方面投入調查，從入選作品決策、版權收購到發行皆有研究，確保影視產業裡每一個面向她都沒有遺漏。
「在所有的商業領域上，高層的決策者都是男性。不論是影評、發行商、還是銷售代理人，在指揮放行電影、片場和影展的領域都還是男性的天下。」
《Half the Picture》裡的證詞揭露了影視產業的體系具有強烈的排他性。Dunham悲嘆地說著她在2009年創作的短片《Creative Nonfiction》是如何在西南偏南電影節（South by Southwest Film Festival）被一位男性節目策劃拒絕入選，卻在第二年參賽時由一位女性策劃選中。「當電影節團隊裡有愈多的男性在做決策，以男性為主的作品便會愈多。」Adrion說。「如果影展的主要決策者有一個是女性，以女性為主的作品入選率是33%，若都只有男性，那入選率便只有24％。」
甚者，由於女性在爛番茄主要評論家中只佔27％，以女性經歷為主的作品較不易獲得正向的媒體關注。Jamie Babbit談到自己的首部作品《戀戀模範生》（But I'm a Cheerleader），她認為若因爲這部電影收穫了正面迴響即代表好萊塢不存在性別與種族不平等是不負責任的斷言。這部作品的出格是源於它的商業性所賦予的銷售可能。
Amy Adrion透過《Half the Picture》吹起響亮的號角，迫使影視產業必須面對性別不平等的議題。雖然她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得知許多失望的故事，但她對女性在電影產業的前景依然保持樂觀：「有了這波浪潮，人們終於能聽到不同的、有趣的女性聲音，她們的作品正在向世界的舞台邁進。」她笑著說：「這著實令人興奮！」從《Sadie》到 《Skate Kitchen》、《Mary Queen of Scots》到《The Mis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期待更多由女性執導的電影能從今年起更常獲得在大銀幕播映的機會。
《Half the Picture》用Adobe Creative Cloud編輯而成，其中包含Premiere Pro CC。
